人到老年，谈及金钱，心境与年轻时大不相同。一来，愈发明白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二来，赚钱的途径变得单一，大多只能依靠那点退休金，不再能也不再想拓宽其他收入渠道，就这般盼着每月养老金按时到账；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疾病缠身，必须自主决定享用何种品质的医疗条件，而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钱挂钩时，心中便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感觉。
还有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不得不去思考围绕着钱的道德问题，比如贪婪、吝啬、计较，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钱。更宽泛地说，眼看着身边那些更贫困、更无奈，或是更富有、生活更光鲜亮丽的人，就会联想到收入保障、公正平衡、养老保险等问题，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以怎样的方式才能维护住自己最基本的体面与尊严，思考尊严需要怎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它和自尊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前不久，我刚读了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实践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诺伊豪斯尔（Christian Neuhäuser）的著作《财富的道德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二四年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感触颇深。他同时研究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因此能将这些领域的问题融会贯通进行思考。
他在 “中文版序” 中提到，中国是位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亿万富翁（以美元为单位）有九百多人，有十万多人的财富超过五千万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财富的道德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个道德问题，其实就是穷人和富人如何才能和睦且有尊严地共生共处。
作者在德文版的 “自序” 中，讲述了一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刚上大学不久，在一次讨论齐美尔的作品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举手说：“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都想成为有钱人。” 当时全班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自己知道，他并不想成为有钱人，同班还有几位同学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是刚进入大学，大家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表达。
为什么不想成为有钱人呢？“钱” 不好吗？什么是 “有钱人”？其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绝对的吗？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标准？“钱” 的多少有没有一个界限？超出这个界限会引发怎样的问题？这样的讨论早已超出了钱与财富或经济学本身的范畴。或许背后还会牵扯出 “什么才是幸福生活” 的争论，但我不想在这里展开，尽管也知道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们都不会认为 “有钱人” 就是 “幸福人”。
作者直接用 “钱” 这个概念来探讨财富、资本的道德问题。他表示，古典经济学和当今的主流经济学都认为钱只是一种流通手段，自身并不具备经济功能，尤其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可能性的基础。因为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构成的，而资本是除土地和劳动之外的一切生产资料的总称。
人们先要通过生产，将劳动所得转化为需要消费的商品，“作为流通手段，钱只是让这种交换从根本上变得更顺畅和高效”（35 页）。这种标准理论将钱看作单纯发挥经济功能的流通手段，但也并非毫无争议。他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指出钱有三种功能：储值工具、流通工具和估价工具。
除此之外，钱也可被视为信用或者一种癖好，后者当然是病态的，但钱能体现社会地位是不争的事实（44—45 页）。而且也有理论认为，钱通过各种其他功能构建了经济和社会领域。无论人们如何解读钱，钱的不平等分配能反映出资本和土地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对劳动力的不平等评估。而罗尔斯进一步认为，经济产品可以用钱来标识，但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且不能简化为经济产品和钱的 “初级产品”（Primary Goods），至少还应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产和自尊。
如果说，尊严是人的内在价值，就像爱情、友谊、心态、知识、同情、理解等，总之与外在的金钱并无根本联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人认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密不可分，比如爱情），它所要实现的是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的达成或体现。那么，自尊则与外在价值（所谓身外之物的名誉、地位、金钱等）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关系。
诺伊豪斯尔说：“我想就行为者的金钱财富提出一种特有的尺度，即自尊的标准。也就是说，根据自尊的要求，如果行为者有很多钱，那么行为者就算富有。我认为这个阐述对适于道德讨论的金钱财富概念来说相当有用，因为像罗尔斯一样，我也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自尊是重要的初级产品。”（51 页）
罗尔斯将自尊也视为一种初级产品，人只有拥有自由、权利、机会、收入、财产和自尊，才能有尊严地生活。自尊在这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心理学概念，它是财富的一种几乎获得公认的客观性指标。
一个人到底要有多少钱才能算 “有钱人” 或 “富人” 呢？作者根据他所生活的德国，给出了一个答案：“一个人的收入超过等值净收入中位数的两倍，这个人就算收入丰厚。” 二〇一三年，德国个人净收入中位数的两倍是两千八百二十六欧元。也就是说，同年每月账户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人就算是富人了。联邦议院的议员净收入约为五千七百欧元，自然属于富人。也有人不认同这种计算方式，更不愿使用 “富人” 或 “富裕” 这样的概念，而选择用 “小康” 来描述。
“小康” 无疑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理想，即净收入能达到中位数或以上。但在一些人看来，只有那些完全不用工作，仅凭拥有的大量资本就能无忧无虑生活的人才算 “富人”，比如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作者计算了一下，一个人只要有十亿欧元的资本，算上 4% 的利息和每年 25% 的收入所得税，一年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三千万欧元的净收入，这样的人当然是千万富翁。与之相比，德国的一百万名百万富翁就显得不值一提了，但他们依然可以被称为 “富翁”。
二〇一六年，全球有一千万名百万富翁，其中超过 2/3 生活在欧洲和北美。在德国和美国，百万富翁超过总人口的 1%，也就是说，当你在火车站和一百个人一起等车时，其中就可能有一个是百万富翁。当然，这是在所有数字公开、透明情况下的统计，在某些地方，根本无法做出这样的统计。
荷兰经济学家扬・彭（Jan Pen）想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模型：让人们进行一次 “收入游行”，收入最少的人走在最前面，大约只有几厘米高，越往后，收入越高，你会发现走在后面的人会有几千米高，高入云端，几乎看不见头顶（54 页）。
这虽然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却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得出一个净收入的中位数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设想人与人之间和谐且有尊严地共生共处吗？对于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资本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比现实的问题，而且它根本无法通过大力宣扬 “孝道”“慈善” 或 “有效利他主义” 来解决。
因为这并非在讨论个人的道德选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的问题；而 “财富的道德问题” 所要探讨的，绝非一个 “有钱人” 该不该有钱以及钱的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人钱的多少（以及相应的权力、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会侵犯他人对自尊的普遍要求，“并使一个人的平等地位受损，这一点正是金钱财富是否构成道德问题的分水岭”（64 页）。
我认为，对老人而言，生活的自我料理（几乎等同于自尊这个概念）无形中成为能否有尊严地与子女、家人、他人相处的必要条件。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还有自主意识的老人来说，诺伊豪斯尔所说的 “以适当的方式自理” 和 “以平等的方式自重”（66 页）都是 “自尊” 这一概念提出的两个基本要求。
当然，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收入要能满足自己自尊生活的基本需求。至于爱、珍惜、同情、怜悯、感激、情愿、友情这些人类美好的感情，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且与自理、自重、自主、自决这些概念并不矛盾（我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爱》，讲的就是其中的关系）。
至于作者在书中讨论的一个社会应该付出多大努力帮助弱势群体（或许作者将一般老人也归入弱势群体）实现自理能力，以及能否用 “平均化” 取代 “中间值”，还有相应的 “去增长” 和 “绿色增长” 等社会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当贫穷与富裕并存时，让富裕国家援助贫穷国家，或让有钱人把钱转让给贫困的人，都是行不通的，也无法消除贫穷的根源，这只会让贫穷国家的富裕阶层越来越富，而贫穷的人则越来越穷。“在这一点上，发展援助政策与发展援助经济方面的讨论已经表明，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法治国家、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不断提高的国民教育程度之上。”（171 页）作者生活在德国，德国无疑是一个富裕国家。
他说，就富裕国家的财富导向而言，个人的小康以略微超过平均水平的收入为前提，永远都会有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的人群，而社会的多数成员都应将努力过上小康生活作为对体面或有尊严生活的合理设想。
如此一来，全社会就会形成一个不断向上的螺旋（因为小康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在一个以财富为导向的市场社会中，极其关注赢利增长的私企会努力推动这一发展趋势。作者将 “小康社会” 称为 “现实的乌托邦”。只有当富裕社会限制自身的财富导向，国家同时努力保障其社会成员（比如老人）的相对小康状态时，富裕社会才能在道义上承担起对绝对贫困人口的责任，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富裕国家的结构性财富导向（有尊严的小康生活）不仅告诉我们，财富的道德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个人的伦理方案解决，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让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理能力的全球经济榜样。
我想，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体会到这种 “榜样” 的力量。我们一般不会接触到那些真正富翁的生活，目之所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康人家，我们有时也称之为中产阶级。他们那种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且各具特色，但无论如何，自尊作为社会的 “初级产品”，与尊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案》第一条就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紧密相连，这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无形中让老人们不会因日渐衰老而过度焦虑与不安。